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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应该推广“文学陕军”而非“陕西文学”——专访陕西作家作品翻译推广人胡宗锋、罗宾·吉尔班克
2019-02-25 10:5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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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柯生前与胡宗锋(中)、罗宾(左)合影

 陕西作家创作的高度,代表中国作家创作的高度。

  在交流过程中,讨论红柯也好,又或者谈及叶广芩、寇挥,“不同于一般陕西作家”这句评价出现频率极高。 

  记者忍不住追问:在您心目中,有没有一幅典型的“陕西文学”画像?胡教授回答:“陕西文学”这个说法其实本身是比较狭隘的,我认为使用“文学陕军”这个概念更准确。 

  他随即解释道,不久前,中国文联、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说过:“陕西文学的高度代表中国文学的高度。”推而广之,陕西作家创作的高度其实能够代表中国作家创作的高度。从古至今都是如此,古代的司马迁、班固等人就不说了。到了现代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了《保卫延安》,之后有柳青、路遥、陈忠实、贾平凹等,一直走在全国前列。 

  如果说陕西文学有别于其他地区,那是因为陕西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,陕西是中华文明的根。西安是十三朝古都,周秦汉唐,历史上中国最强盛的时代,文化中心都是长安。习总书记说:“陕西是中国文化之源。”这种历史是其他地方没有的,这才是陕西文学的根源。因此,陕西优秀作家在创作时,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有一种历史使命感。 

 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,所以我们总是看到陕西作家写农村、农村、农村,因为写城市他们写不好。用罗宾的话来说:西安也是一个大农村。所以陕西的作家一直在写农村,因为中国文学的血脉在里面——当然,小农意识也在里面。之所以说陕西文学或者说西部文学,往往是在反映一种不发达的状态。这种不发达,是因为近代,或者说向更早的历史追溯,整个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带来的(意识)。 

  但这并不是说陕西作家脱离了时代。事实上,陕西作家的创作一直是领先于时代发展的。比如贾平凹在1987年写出《浮躁》、1993年写《废都》,都是在以文学家的敏锐来预言社会的发展趋势。 

  当然,这种敏锐,在不同作家身上的反映也是不同的。比如叶广芩有一本书叫《本是同根生》,她从小在宫廷环境里长大,这本书只有她能写,别人是写不出来的。再比如红柯,他从小在周原上长大,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源头,从小看到的都是周公庙这样的东西;上大学之后去了新疆,又看到了少数民族的生活和文化,他的创作方式也是别人无法复制的。 

  胡宗锋教授总结认为,“所以,我认为不该讲‘陕西文学’,而应该说‘文学陕军’,这些作家是从陕西走出来的,这种说法更准确。” 

  困惑:搞对外翻译缺钱缺人 

  “陕西故事”是一套以专门译介陕西作家和陕西文化为目的的英文作品集,此前已经推出叶广芩作品集《山地故事》、杨争光作品集《老旦是一棵树》、贾平凹长篇小说《土门》。这次和红柯《狼嗥》同时出版的,还有吴克敬作品集《血太阳》。接下来将要推出叶广芩《太阳宫》,以及《贾平凹散文集》《穆涛散文集》等。 

  “陕西故事”丛书推出以来,在英国文学、文化界日益受到关注。英国BBC新闻多次进行报道,今年英国历史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专业也对本丛书予以关注,同时还吸引了一些大型出版社的注意。 

  形势一片大好,但唯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体会到做事的艰难。胡宗锋教授早在1997年就提出“陕西作家走向世界”的概念,但是直到2008年罗宾博士从英国来到西北大学,才终于补齐了他翻译计划中的最后一块拼图。 

  搞对外翻译,一是缺钱,一是缺人。缺钱:目前“陕西故事”系列翻译工作,除了西北大学之外,几乎没有任何资金支持。缺人: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同于其他,除了要求“准确”之外,译文的美感同样不可或缺;文学作品的翻译同样也是一种创作,译者除了双语水平外,还必须同时具有足够的文学感知力和创造力。这样的人才太少。 

  “由中国人翻译成英文,很难做到原汁原味。所以,我们的翻译工作一直到2008年罗宾加入之后才真正开始。”谈话间,胡宗锋教授时刻不忘强调自己这位“搭档”的重要性,“2018年,中国出版的中译英文学作品有30多本,几乎全是外国汉学家翻译的。由中国人自己做的只有3本,其中两本是我和罗宾合作主导的。” 

  近年来,受互联网冲击,世界范围内的严肃文学出版普遍疲软,纸质图书尤甚。胡宗锋教授认为,“陕西故事”能够在英国出版,说到底还是得益于中国经济、文化的整体崛起。“就像之前我们关注英国、关注美国一样,国家强大了,别人才会对你有兴趣。这是一个慢工夫。” 

  用优秀作品树立中国文学的高度 

  胡宗锋和罗宾的翻译有几条原则: 

  首先,要选“有意思”的作品。罗宾博士直白地说:那些为了完成“创作任务”的应付之作,是没有翻译价值的。 

  第二,要选能够更加真实全面表现中国元素、中国气质的作品。比如叶广芩的《山地故事》,写秦岭,写中国人对环境的保护、对物种的保护。而这些元素,往往是“外国人”认为中国人并不具备的东西。 

  胡宗锋教授说: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国外红极一时的一批华裔作家,他们往往是凭着写中国的负面、写中国的丑陋和黑暗,来迎合外国读者的猎奇心理。我们现在想做的,是把那些更真实、更全面表现当代中国形象的文学作品翻译出去。” 

  第三,要做最原汁原味的翻译,不搞删节版。目前出版的“陕西故事”,每本书最后都有“名词解释”部分,其中有“苏秦张仪”这样的历史人物,有“新疆”“阿尔泰”这样的地理概念,也有“第十二个五年计划”这样的专有名词。 

  最后,不仅要翻译小说和散文,还要翻译诗歌、戏剧、历史地理资料、风土人情等作品。“在1718世纪,我们的经典被大批量翻译到西方,因为当时中国文化是非常先进的。例如在德国,几乎家家都能找到一本《道德经》。近代我们衰落了,他们就没有了继续关注的欲望,更多的是猎奇、审丑。今天,中国崛起了,西方普通民众才终于再次有了关注中国、了解中国的愿望。”胡宗锋教授说,“当年,我们打开国门,把西方国家的优秀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引进来;今天,我们还要打开国门,把我们的优秀文化全方位、立体式地推广出去!” 

  今天的中国,文化影响力日益增强。我们的电视、电影、网络小说在全世界吸引了大批“粉丝”。但是在胡宗锋教授的观念中,他还是要做些更有“含金量”的翻译工作:“很多时候,流行文化并不能代表文化的真正水平,这一点中外皆然。我们希望自己翻译的文学作品,是能够传世的,用这些作品树立中国文学的高度。” 

  除了“陕西故事”丛书外,胡宗锋、罗宾,还有他们的同道中人,有着更多的计划: 

  叶广芩《太阳宫》、贾平凹《废都》《贾平凹诗集》《贾平凹散文集》,《杨争光诗集》《陕西诗人二十五人》《穆涛散文集》《陕北民歌精选》,还有陈彦戏剧“西京三部曲”的英文译本,都将在2019年推出。除此之外,土耳其语、俄语等语种的翻译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。 

  “我们马上要成立‘国别与翻译研究院’,就是要面对不同语种、不同地区,把我们的文化介绍出去。除了文学作品,还有文化、历史、风土人情,都要做。当然,这需要很长的时间,也需要一批人不断努力。”胡宗锋教授说,“现在我们做的工作只是一个开始。我相信,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提升,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化感兴趣。” 

  胡宗锋 西北大学外语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院长,西北大学西方文化与翻译研究所所长。民建中央文化委员会委员,中国翻译协会理事,陕西翻译协会会长、文学翻译委员会主任,第十二届西安市政协委员,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,陕西斯诺研究中心主任。英译汉作品有《震惊世界的结局》《龙与鹰:中美政治的文化比较》《探究中国》等20部,汉译英作品有贾平凹、陈忠实、阎安、张岂之等作品30余部。

  罗宾·吉尔班克 2008年获得英国中世纪文学博士学位后应聘到西北大学任教。他撰写的英文版《罗宾博士看陕西》《探究中国》入选“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”,并于20188月由中译出版社出版了汉语版和英文版。其先后获得“三秦友谊奖”、“第二届四川散文奖特别奖”、“第二届丰子恺中外散文奖”、“第二届汪曾祺散文奖”、“陕西省社科奖三等奖”、“2017年陕西省教学成果二等奖”,于2018年获评“改革开放40周年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专家”称号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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